摘要：教材是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教材建设是事关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的战略工程，教材管理是国家管理教育的重要事权。新中国教材建设走过了从数量满足到质量提高、从纸质媒介到多媒体数字化、从品种单一到体系建设、从引进借鉴到国产输出、从分头管理到统筹推进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丰富经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教材体系，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教材；教材建设；教材管理
在教育领域，教材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教材建设是最基本的基础建设，教材管理是最根本的管理。60多年来，我国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满足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需要，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了亿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回顾我国教材建设的曲折历程，总结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研究探讨急需解决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对于立足长远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材建设的时代背景
教材建设是百年大计。教材既要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信念，又要反映科技进步、知识增长，还要体现科学育人规律，涉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阶段，决定着一定的教材管理制度和建设路径。新中国教材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产物，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及国际教材建设经验。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不但善于改造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新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启了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教材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基础支撑。
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和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因此，扎根中国大地、服务社会大众的教材建设，离不开顺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离不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离不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离不开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基本国情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的基本事实，必定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建设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建设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全面落实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在教材建设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社会方向和价值导向，在教学目标、内容和形式上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法”。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不分老区新区，大学与中等学校，现行课程、教材都过于繁重，并脱离实际”“课程与教材均须进行合理精简，并充实切合实际的内容”。随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急需编写一整套适用的国产化新教材，解决老区教材不够用、新区教材不能用、苏联教材不适用的问题。
改革开放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着力实现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加快促进教育内涵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强教必先强教材，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教材体系的迫切要求。
（三）国际先进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课程教材是教育工作的核心，教育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内容都集中体现在课程教材之中。正因为教材是体现国家意志和传承价值观的主阵地、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黏合剂、人类科学文化的结晶体、国际关系的晴雨表、国家主权和领土领海领空的见证书，各国都高度重视教材“教给谁”“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懂得“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将其作为教育青少年最经济、最有效的工具，视教材为特殊文化产品，将教材质量作为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采取审定、国定、选定、认定等制度选择适用教材。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实行统编和教材审查制度，尤其是对历史、地理、语文教材审查十分严格，强调国家意志的体现和贯彻。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凡教科书必须经文部科学省审定方可在学校使用，实行民间申请编撰、国家审定版本和地方自由选择的制度，按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不同学段与科目专门审定，每四年审定一次，审定结果分合格、需修改和不合格三种，信息数据齐全，审定意见公开。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领域走在前列，逐渐形成了数字化教材新业态。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将课程免费放到网上，掀起了在线课程建设热潮，2008年出现“慕课”，2012年美国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掀起了“慕课”热潮，给教材建设带来了颠覆性影响。韩国2011年推出“智慧教育战略”，斥资20亿美元开发电子教科书。这些国家通过教材审查确保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通过教材质量保障教育质量、通过发展教材新业态完善教育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具有普遍性和前瞻性，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
欲知大道，必先知其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文化。我国素有“书比天大”的传统，把教材建设作为百年大计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从纸质教材到多媒体教材再到在线学习资源，演绎着教材发展的轨迹，教材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此相应的教材建设也呈现出起步阶段翻译引进借鉴，中级阶段国产化、特色化、体系化，成熟阶段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并对外输出的发展历程，适应了满足数量、提高质量、综合配套的教育需求。
（一）教材计划建设时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注重吐故纳新，建立了新型教材建设体系：一是中央明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承担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二是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确定中小学教材实行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三是1950年12月1日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专司教科书出版业务，毛泽东题写社名，周恩来签发人教社总编辑任命书；1954年9月成立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类教材出版业务。四是选用、翻译、改编老解放区教材、苏联教材及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教材，人教社于1951年编写出版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1963年编写的中小学教材体例完备、质量上乘；高校教材从采用苏联教学大纲、教科书到自编讲授提纲、参考资料，经历了从借鉴引进到探索创业的历程。
（二）教材分散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这一时期，国家教育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革委会”各自为政，编出来的教材五花八门。一些文科教科书如政治、历史、语文被取消或者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文。为了片面突出“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有的地方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学科基础知识零星散乱，支离破碎。
（三）教材统编通用时期（1978—1986年）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科教入手抓现代化建设，把教材建设作为“关键要紧的事情”。他指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在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教材建设思路：一是从全国抽调约200名教材编写人员到人教社编写中小学教材；二是1977年从紧缺外汇中拨付10万美元专款委托驻外使领馆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购进大中小学理科教材；三是1983年成立全国第一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邓小平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四是高校教材自“七五”开始进入五年“规划”时期，从“七五”以“积极扩大教材种类，大力提高教材质量，努力搞活教材工作”，到“八五”以“全面提高教材质量为中心，加强组织领导，抓好重点教材，适当发展品种，力争系统配套”，再到“十二五”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充分发挥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体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适应不同类型高等学校需要和不同教学对象需要，编写推介一大批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的优秀教材，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体系”，形成了由教育部（国家教委）统一指导、规划、部署、协调，国务院各业务部门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分工负责制订规划、组织编审，全国高校支持配合，有关出版社及时印刷出版、新华书店保证课前到书的高教教材建设体制；五是自“八五”起开启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步伐，实行国家和省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三级建设制度，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高职分类建设、分步推进，采取选、编、借方式，统一编写文化基础课教材，共同开发重点专业课程教材，鼓励开发特色专业教材，逐步实现教材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目标。
（四）教材多样选用时期（1986—2016年）
1986年，国家推进教材体制改革，适应不同地区教育教学的需要，中小学教材实行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前提下的教材多样化，即“一纲多本”。社会编写力量参与，多家出版社出版，到1988年全国形成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材。1988年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材，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外合作编写外语教材。新世纪初启动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加快了教材多样化的步伐，形成了若干套教材。高校教材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实行精品战略，巩固规划教材主体地位，国家推出1000多种面向21世纪教材。职教教材逐步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开发格局，着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质量的“一纲多本、优化配套”教材体系，加快实现从知识体系向职业能力的转变。
（五）教材统分结合时期（2016年以来）
2016年10月，中央发布关于教材建设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教材工作是国家事权，第一次明确健全国家教材管理制度。2017年7月，成立了以国务院领导为主任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家教材委员会层次高、部门全、专家多，履行管总、把关、协调职能。顺应新要求，教育部设立教材局专司教材建设工作，首次拟定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和大中小学教材与引进教材管理办法，从战略高度加强教材建设，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中央统筹和地方分权管理，教材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国家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统起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以及高校、职业学校德育类重点教材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其他教材继续推进“一纲多本”，致力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材体系。
三、教材建设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扎实推进，数量基本满足、质量不断提升、特色日益鲜明、体系相对完整，为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各领域高质量人才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
（一）数量基本满足
我国是教育大国也是教材大国，现行义务教育教材250多种，普通高中教材近70种，职业教育35000种（其中规划教材7000多种），高等教育教材140多万种（其中规划教材1万多种），按每个学生每年平均使用10册教材估算，满足全国50多万所城乡学校约2.6亿学生使用，同时还有约1100万教师也在使用各种教材，我国每年需要各类教材26亿册以上。
（二）体系相对健全
体系反映教材的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是国家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一是形成了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覆盖大中小各学段；二是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教材体系，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提供服务；三是形成学科完备的教材体系，满足开齐开全课程的需要，满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需要；四是形成综合配套的教材体系，教材建设经历了由单一纸质化媒介形态到立体化多媒体的演变过程，基本形成了以教科书与教学资源配套、纸质教材与数字化互补的教材建设格局；五是形成与国家、地方和校本三级课程相适应的教材体系，满足国家统一要求与地区差异和学校实际；六是形成互学互鉴互通有无共建共享的教材体系，中外教育出版机构合作开发了一系列外语类、计算机教材。
（三）质量比较可靠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是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质量管理是个系统过程。经过研究、编写、设计、印制、装帧、审查、试教、试用、修订、培训等一系列环节，以目标引导质量，以标准提高质量，以程序控制质量，以审定考核质量，以责任维护质量，以效果检验质量，以精品铸造经典。编写上精益求精，编校上万无一失，审定上宁缺毋滥，选用上优中选优，保障了教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全面提高教材的内容质量，教材内容及时更新，教材形式日益多样，形成了一大批品牌教材，如人教社出版的中小学教材，国家“十二五”高校教材规划3000多种精品教材。
（四）特色日益鲜明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教材从照搬苏联教材、借鉴西方教材，进行消化吸收，到研究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实际需求，总结教材建设经验，逐渐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材发展之路。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作为教材之魂，着力打牢立德树人的革命底色，加强又红又专人才的红色基因；把打牢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作为教材之基，及时反映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把培养真正中国人作为教材之本，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把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作为教材之要，渗透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观念，走出了研究—编写—试验—完善—推广的教材建设之路。
（五）成效非常突出
服务师生是教材建设的最大目的，也是教材管理的重点。教材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专业化、保周期，一是保证了亿万学生课前用书，满足了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各领域高质量人才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二是教材经过系统的国产化，由单科出口到成套出口，如人教社出版的中国地理、中国历史等课本被列入日本“全译世界地理教科书”和“全译世界历史教科书”，历史与社会课本版权输出日本，并在日本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哈珀斯出版社集团合作翻译出版的上海基础教育数学教材也纳入了英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高教社出版的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等品牌教材也输出海外。
四、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
几十年来，我国教材建设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教训，教材在体现个性特色的同时保持全国必要的统一性和应有水平，这是未来教材建设的有益经验。
（一）国家重视是教材建设的根本保证
教材建设是国家系统工程。多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国家加强对教材工作的领导，保证政策的明确性和稳定性，教材建设就能够顺利推进，育人效果就能够得到保证；任何时候忽视或放松对教材的领导与管理，在这个严肃环节上出问题，都会造成教育教学的混乱，可能会让整整一代人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教材建设高度重视：一是体现在政治领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关心教材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不断加强教材的思想性；二是体现在对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上，对教材建设实行规划、审查和选用制度；三是体现在教材建设的经费保障上，对民族教育教材、特殊教育教材和小语种教材划拨专项经费，有效保障了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
（二）质量特色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目标
优秀的教材是保证高水平教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早就指出，教材要吸收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但又不能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要考虑国情。教材是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反映，教材建设是衡量师资、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和其他知识载体不同，教材作为知识载体是一条完整的知识链，教材间的有机联系就形成了教材的整体关联性。由于教材的整体关联性，教材必须从整体上形成知识链，这样对某一门课程的教材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在外部，它必须与直接关联的教材在内容上相衔接，并且受知识链的制约；在内部，它必须保持其自身的系统性。受教材的整体关联性制约，在进行教材建设时对教材体系实施组合设计就显得非常必要。同一门课程的教材体系除了基本教材外，还应该包括教学大纲、讲义、教学参考书、学习辅导读本、习题集等辅助教材，实行教材配套策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介的多样化，教材设计也须做出重大改变，逐步摆脱单纯纸质媒介的状况，向多媒体和网络交互的立体教材延伸。
（三）继承创新是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
教材建设既要与时俱进，又要遵循客观规律，继承发展、改革创新是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因循守旧或大破大立均违反教育发展规律，都不会有好结果。在努力吸收现代科学最新成果、扩大教材建设交流合作的同时，对教材中传统的经典内容也要正确对待、合理保留。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强调：“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
（四）专业队伍是教材建设的坚实基础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人才兴业。以往的教材建设经验表明，以专职的教材编写队伍为主、有经验的优秀教师和各学科的专家大师参与形成的理论与技术、实践相结合的三结合专业队伍是教材建设的坚实基础，也是衡量教材编写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研究队伍、编写队伍、编辑队伍、评审队伍基本成形，他们本质上都是文化工作者，是知识的传播者、思想的启蒙者、文化的传承者，应当具备学者的基本素养，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追求大师风范，促进道与术的结合，形成大师编教材、教材出大师的良好局面。队伍建设应保持相对稳定，专职才能专心，专心才能专业，专业才能造就大师，才能出版高水平教材；教材编写更要开放，开放造就伟大，封闭带来平庸，高校教材需要吸收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共同参与、多校联合编写，职业教育教材需要企业参与和国际合作。学科专家和学科教育专家、一线优秀教师和一线教研员，以及专职教材研究编写人员相结合，有利于保障教材质量，有利于教材反映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教育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有利于汲取一线优秀的实践经验，并确保对一线教学实践的适用性。“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教材质量严重下降，与全民运动式编教材不无关系。
（五）管理规范是教材建设的制度保障
教材无小事，保障教材质量应加强目标、过程和结果的管理，只有发挥规划、审定、试用、选用、评价、修订制度的系统功能，方能抵制劣品、防止庸品、保证合格品。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学科审查委员会，实行编审分离，开启了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改革。高校教材很早就实行了规划制度。职教教材随后也实行了审定制度和规划制度。相比而言，中小学教材在审定选用方面比较规范，高校教材在规划方面相对占优，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介于两者之间。
（六）科学研究是教材建设的有力支撑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科研是教材的先导，教材是科研的成果。哪里研究薄弱哪里就举步维艰，研究能力是教材建设高低的分水岭。人教社多年坚持的“编研一体、学术立社”传统经验值得总结。教材编写既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教学理论运用的体现；既要适应变动不居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又要满足学生身心发展要求，还要兼顾教师知识能力，处理好思想修养与知识教育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识逻辑顺序与学生认知规律的关系、学科间的关系，在教材中全面准确体现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系统性，实现教学目标、内容与方法的高度统一，纸质教材和数字教材的融合发展。科研、实验、培训是教材改革顺利推进的三大必要环节，有效解决编写把握不大和教师不适应的问题，缺少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盲动，都会影响教材改革。
（七）循序渐进是教材建设的发展路径
坚持立足国情、善于借鉴，坚持积极稳妥、渐进深化。正确把握课程教材之间变动和稳定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基本稳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在一定时期内也应基本稳定，这就要求基本教材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性。只有相对稳定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教材只有适应课程调整的需要，按课程体系、结构进行布局，并体现新的课程内容，才能保证具有先进水平。教材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教材体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展、理论创新和教学需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始终保持教材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前沿性，使之成为反映中央最新精神、反映科技最新成果、教学最新需要的文化精品。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相比，与建成世界教育强国的目标相比，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当前我国的教材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不够；教材编审、使用、评价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比较严重，缺乏个性，注重知识的获取，忽视发现的过程，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极个别地方教材的某些内容存在政治导向错误；教材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教材数据信息不完整；教材建设的保障能力有待加强，等等。其中，中小学教材同质化比较明显，职业教育教材自编自用比较普遍，高校教材引进和使用审查不严，正版教材价格偏贵，盗版教材泛滥。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教材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当前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传统教育方式面临着网络技术的挑战。在这样一个不同社会思潮、教育思想激荡、碰撞、融合的时代，教材肩负着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明确主流价值导向，发挥应有的正本清源作用和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的统领作用，以帮助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担负在课程教材中强化与时俱进意识，拓宽国际视野，及时反映世界科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新成果，创新知识话语体系，大力提升教材质量，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历史重任。
中国教科书历时百年，新中国教材建设历时近七十年，要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发展特色足、质量优、体系全的现代教材体系，在国际同类教材中处于先进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就要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全面落实国家事权，把教材建设作为事关未来大局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就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握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在教材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革命传统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教育，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系统性，向青少年传达对中国历史和国家主权的正确认识，深化改革创新，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就要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相结合，形成一支规模适当、结构优化、相对稳定、素质优良的教材建设专业化队伍；就要加强完善教材各环节管理，使教材建设规范有序，加快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从而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注：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12期17—23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