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接彰响教材建设的是课程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基于外语教材的理论与卖踐研究，可以发现，除了课程标准，奪响和制筠外语教材编制的还有学习者、教师、外语生态环境、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本文试就已有的实践经验探讨这六个因素与教材建设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课程；外语教材；影响教材编制的因素
教材是教学的主要工具，是课程的具体体现，因此，外语教材必须根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要求编写。课程发展对于敎材建设有主导作通。但是，影响教材编写的因素决不仅限于课程发展，还必须考虑学习者、教师、外语生态环境、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还必须考虑学习者、教师、外语生态环境、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所以，每一套教材的编制都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研究项目，要经历一个艰巨、复杂且琐细的过程。现在，笔者试图就已有的实践经验阐述影响并制约外语教材建设的这六个童要的因素。
一、课程发展
为国家编写的教材是要体现国家意志的，因此有很强的政策性，而在正常情况下，国家意志和教育政策首先是通过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表述的。因此，课程决定了教材的性质、目标、结构、理念、内容、要求和教学途轻与方法等。
课程的性质和教育目标对教材的性质、西标和内容等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课程仅突出功利性目标，如教学外语是为了离家培养从事外变和寧事翻译或为了个人谋生创造优越条件的目的，那么教材框架结构就必然只聚焦在语音、语法、词汇知识与语言技能的训练上。汇知识与语言技能的训练上。当课程提出培养学生运用外语初步进行交际的能力时，教材引入功能项目，加强听说训练，进行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并设计观察、发现、感悟、体验活动，让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当课程明确外语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时，教材在主题语境、语篇、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知识、语言策略与语言活动等方面精心设计，尽力开启学生的心智，并使他们通过学习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良好品格、实践和创新能力，以达到提高人的素养的目的。
课程发展影响和统领教材建设，然而，由于课程主要是通过教材实施的，课程是否符合实际便可在教材的实施中得到检验。课程是由专家研究制定的，学科专家居高临下，从国内外引经论据，观点新，要求高，他们设计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往往会高于实际水平。例如，根据1981年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编写的高中教材在实际使用中被师生认为要求过高，结果，教育部没有正式发布该大纲，并重新修订。可是，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因教育部领导强调减轻学生的负担，把高中毕业生词汇量定为1950，这显然又过低了。当时，人教社高中英语教材根据改革开放20年的进步，将教科书的词汇量定为近3000个，实际证明能够被师生所接受，于是，21世纪的英语课程标准将八级定为3300个（高考标准），2017年课标略微降低，定为3000-3200个。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一方面，课程发展主导教材的编制，另一方面，教材的实施又可检验课程的适切性。所以，每一轮课改前都会从教材实施与教学效果的调查中了解到课程的进步和问题，并以此为据编制新的课程标准。
二、学习者
外语教材是学生在学校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学习资源，编写教材必须认真考虑学习者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兴趣和需求、认知规律、学习习惯和接受能力等。为此，教材编者必须很好地回答以下5个问题。
（一）教材是否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外语的中小学学生处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外语教材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不能靠说教，而首先要靠教科书的内容去吸引学生。儿童大脑认知机制的发展是逐渐成熟的过程，大约需要15年。[在成熟期内，儿童生性好动、好奇、善模仿、敢开口，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因此，小学和初中低年级的课本不仅有生动活泼的视听说，还有读写、描画、猜谜、游戏、吟唱、表演等活动。特别是课本的“颜值”一般都较高，图文并茂，色彩鲜艳，可谓“形美、色艳、音柔、感觉好”，足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有的“80后”读过1993年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曾对该书的主编说，“每当新学期开始发新书时，我们都爱翻看英语书中的画，人画得好看，故事有趣！”正因为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插图和故事，这套书才可能后来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随着学习的深入，教材的知识越来越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教科书既要体现知识的逻辑顺序，又必须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的顺序。例如教语法，小学课本多采用有情境的对话反复出现同样的语法结构，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运用，使他们产生语法意识。在高年级，由于学生的理性思维，即抽象性思维能力较强，语言分析能力增强，课本就要在语篇的语境中让学生观察与发现的基础上及时归纳语法规则，使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如此方能一通百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一旦学生学有成就，信心加强，继续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便油然而生，而只有当学生有了持续的学习动机，他们方可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努力达到课标的要求。相反，教材如不符合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的规律，编得过难，便会使他们望而生畏失去兴趣和信心，他们甚至会放弃外语学习。
（二）教材是否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当今世界是面临知识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积累的知识总量增长，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单纯传授知识而不帮助学生获得自己探索新知识的能力，是不能完成教学任务的。教材的质量高低不在于知识的多少、内容的深浅，而在于是否能发展学生的能力。知识的教学和能力的培养是辩证统一的。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能力的发展又有利于知识的获得。好的教材不单纯陈述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观察、发现、感悟和理解知识，身临其境地体验，并能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且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也能自主学习和完成任务。传统的外语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精选的课文，以及练习，练习的答案通常直接从课文中找到，因此，客观上就使得学生单凭记忆便可完成练习。而改革后的教科书所设计的练习或活动，不只停留在语言知识或询问事实等表层意思的理解上，限于What/Which/How/How many/How often?之类的问题，而是要求学生凭分析、概括推测出言外之意深层次的问题，如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uthor’s purpose and attitud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hy or why not?显然，过去的教科书中的练习偏重低端思维训练，现在的教材则加强了高端思维训练，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他们的发散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小学英语课本设计了多种形式的项目（project），如设计自己理想的家园、讲述宠物的故事、制作旅游指南、调查同学体育和健康状况等，旨在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三）教材体系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教材的编写体系要遵循学生“循序渐进”认知规律。我国古代就发现了这个学习规律，《学记》有“学不躐等”，“现其易者，后其节目”的说法。1835年第斯多惠（1790-1866）就提到“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而且提出，“由近及远，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已知到未知”。这不但要根据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更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形成的心理发展顺序，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教材编者不能过多考虑语言知识的系统性，把超越儿童认知规律的内容过早地编进教科书。反之，如果把教科书编得太容易，教学进度过慢，进行多次单调的复习和记忆，忽视思考，诱发不了学习激情，也影响学生的发展。
我们拿1982年的初中或小学英语教科书与1993年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相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者遵循了我国多年传统的体系，前5课教学字母，从第6课起教学句子，询问物体的英语名称：This is a ... What’s this? Is that a ... ? Yes, it is. No, it isn’t.直到第11课才出现了人物之间的交谈。后者的编排体系则不同，虽然前5课也教英语字母，但首要部分是孩子们的交流：Hello! Nice to meet you!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由于这种编排打乱了传统的语法结构体系，曾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过早地出现超出动词be加名词的结构，学生是否难以接受。事实上，学生饶有兴趣地在课堂上结对或小组交谈，出现了前所没有的热烈场景。甚至走在街上碰到了外国人，孩子们居然热情地上前打招呼。11岁左右的孩子学习这些话不感到很困难，因为他们不像成人爱进行英汉语结构对比的理性思维，而且他们的语音模仿应变能力比成人强，他们不急于弄清每个词义和句子结构，而是整体学习这些简单的日常用语。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些交际用语感兴趣，而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法句型看似简单却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动机。当然，中学阶段及时地归纳语法，引导学生分析句子逐步提高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很重要。这说明，语言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如果脱离了意义单凭语言的知识结构谈循序渐进也会违背学生的认知规律。
到了高年级，词汇和语法日趋复杂，但是教材把具有主题语境的听读语篇放置首位，而把词汇表和语法归纳放在附录部分，这样的编排是为了让学生通过整个语篇感悟、发现和理解新词和新的结构，让学生体验真实阅读的意义和乐趣。老教材是把这些材料放在课文之后的，有很多教师（现在也还有）用整节课讲词汇表中的每个词的意义与用法，不但枯燥，而且脱离语境学习知识必定加重记忆的负担。
教材编写除了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还要注意“循环反复”，只有不断反复呈现知识，方能使学生的短时记忆形成长时记忆。因此，教材的语法知识编排由过去的“直线式”转变为“循环式”，或二者结合，使教科书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易教易学。例如现在完成时的几种基本用法可以连续在三个单元出现，但是在后续的单元会反复重现，并不断加深。教科书中的词汇复现非常重要。索恩伯理认为，词语需重复７次以上方能被学习者长时间记住。怎样能把课标中的词全部编入教科书，而且要保证复现，对于教材编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科书比较容易做到。高中教科书困难比较大，因为许多词并非高频率词，难以做到多次复现。教材编者一方面千方百计把课标规定的词全部编入课本，并保证在练习中复现，另一方面，还要提供泛读和泛听等辅助材料。
（四）教材结构是否体现了“学、思、行”的过程？
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学、思、行”也是现代教育所追求实现的原则之一。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回眸教材建设史却发现，教科书结构易重“学”而轻“思、行”，保证编入需学的知识，但很少考虑如何引导学生思考，发展智力，又如何实践所学的知识见诸于行。当代的教科书每一个单元的板块设计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就以“读”为例，读前设有看图或标题让学生预测读的内容，读中则要求学生通过关键词或句思考语篇的主旨大意或段落大意，并通过快读和细读获取信息回答问题、判断是非等，读后则要求动脑分析、推断、概括，并联系实际完成较真实的任务，如讨论、采访、报告、辩论等活动。这就需要学生在整个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不仅吸取信息还要解决问题；不仅答问，还要主动地提问；不仅要读懂，还得联系实际去解决问题。这样，就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付诸于实践，真正做成事。听说和写的安排在教科书中也体现了从学、思到行的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五）教材设计是否有利于“因材施教”的原则？
我国是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不同地区学校，乃至同一个班里学生成绩有差距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外语学科“两极分化”的问题更为突出。原因较复杂，就学习者自身的因素主要有六个。第一是性格各异。性格本身有先天的，但也可受后天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二是民族特性。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含蓄，有的奔放；有的多虑，有的直率，前一种特性就不如后者有利于外语学习。第三是性别差异。女孩发育较早，自制力较强，加上爱说爱表现，学外语往往比男孩子强，因为男孩顽皮，自制力较弱，有的口齿不伶俐，很难得到教师的表扬。第四要承认孩子的语言秉赋有差异。第五是外语学习起点不同造成的差距。第六是班级人数偏多，外语课实践性强，大班很难保证每个学生都参与课堂活动，经常可以发现一节课仅有部分学习好的学生与教师互动。应对学习分化现象的挑战，教材编者能做些什么呢？
当前，教材编写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增加教材的弹性，既有面向全体学生必学的材料，同时有少量备选的材料，另外提供辅助听读的材料，以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的需要；二是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开始时分别提供小升初和初升高的衔接教学材料，帮助基础差的学生补课；三是依据课程标准的分级要求，在保证共同基础（必修课程）的同时，提供选修教材，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不过，要根本解决问题光靠教材不行，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外语教师
教材的功能能否充分发挥关键在于教师。再好的教材落到瞥脚的老师手里也教不好学生，反之，不好的教材到了优秀教师的手里也能教得有声有色。一个优秀的英语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学科专业水平、育人能力、教学能力、通识文化和科研能力。优秀的教师本身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即使教材与学生的实际不完全符合，优秀的教师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整合教材，使其符合学生的需要。可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外语师资队伍相当长时间不稳定，“英转俄，俄转英”、英语教师转业外流，加上小学非英语专业教师加入，使得英语师资水平难以提高。这直接影响课程教材的编制。上世纪末，外语教学目标一直偏低，教材的难度不敢拔高，因此遭受“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垢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教师的教学能力。
然而，课程教材的改革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轮新教材都会对教师有新的挑战，他们会感到不适应。但是，近20年，随着课程教材的深入改革，全国开展的园丁工程项目、骨干教师培训、各地名师屋活动以及网络培训，中小学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已成为教师健康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具有了科研能力，已成为研究型的教师，其中有的被聘参与了课程教材的研制工作。他们的参与自然能使教材更接地气，符合学习者的需求。实际上，外语教材的编者和编辑多是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由此可见，教材与教师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四、外语教育生态环境
所谓外语教育生态环境主要指的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社会的态度、外语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等对外语教材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重俄语轻英语，60年代又开始重视英语，但是由于存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能正确处理思想教育与语言教学规律的关系，教材建设一直处于起伏不定、摸索前行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步进入科学发展的阶段。1977年统编教材会议期间，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从国外购买了教材，供教材编者参考。政府教育部门不断提出加强教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以后，中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中英合编英语教材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教材不能与外国合编”的观点，促使许多出版社与国外合作。在中外合作中一直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的原则。从此，外语教材面貌焕然一新，从语言、内容到版式有质的飞跃。教材语言质量有了保证；既有外语国家的优秀文化，更有中华优秀传统和现代文化，特别反映了祖国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成就；同时，在引进世界先进的教材理论时，密切结合国情，继承传统有效的方法，努力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编制体系和方法。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国家建设、国际事务需要大批外语人才，个人就业、留学的需要，特别是外语定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等因素，大大提升了人们对外语重视的程度。这就催生了民办学校和培训班。为了满足这些民办学校和培训班的需要，海量的教学辅助材料应运而生，充斥了大部分书店。近10多年，更有无数网络公司建立教育平台，提供教学资源，进行线上和线下教学辅导。此外，外语学校和有外语特色的学校自编教材或使用引进版教材，有的学校为校本课程也编写教材。显然，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外语热”对外语教学资源的开发起了推动的作用。其积极的影响是丰富了教学资源，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求，有利于实现公平教育；其消极的影响则是铺天盖地的教辅材料中不乏有低劣产品，而且会增加学生与家长的负担。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大国，外语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的差异极大，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开放程度高，学生能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外语，但中、西部边远地区、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外语环境，教科书中出现的外国食物、地名、人名、风俗习惯等，学生感到生疏，不感兴趣。考虑到这些地区学生的需要，教材编者必须要在教科书中增加中国元素，不仅加传统文化，还应反映农村和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了帮助这些地区的师生教学，应提供教学辅助材料，如教学工具书、辞典、听读和说写的纸质和网络教学材料等。这些教学资源对于改善语言环境有很大作用。
除了教学辅助资源，还有学校的教学设施。现在，国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几乎所有学校都开通了互联网，学校就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上的优质教学资源，帮助教师去扩大学生的经验范围，促使他们理解所学教材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教学设施；另一方面要求教材出版社和网络机构努力创作数字化的教学资源，以满足教学一线，特别是落后和贫穷地区的教学需要，改善其语言环境。
五、外语教学方法
课程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教材完成的，而教材对教学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其所采用的教学途径和方法上。我国外语教材使用什么教学方法除了决定于课程的目标，还受制于世界外语教学法流派的影响。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教学方法需兼收并蓄
经历了漫长的外语教学历程，面对林林总总、众说纷纭的教学流派，人们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天下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且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仅选择一种方法想解决众多复杂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针对教学目标、学生需求和教学环境，从各种方法中取其所长综合运用方能切实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需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这就意味着，如今已经进入了“后方法时代”，不只依靠一种方法，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各家所长，综合运用。
布鲁纳认为，衡量教科书的质量是否高不仅要看其内容，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教学方法是否符合不同年龄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征，符合他们智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使他们学起来易懂易记易迁移。学生学习是参与建立该学科的知识体系的过程，是一个认知和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积极的知识的探究者。布鲁纳提出过四条教与学的原则，与当代外语教材所提倡的教学方法是相吻合的。
动机原则。认为内在动机的效应比外在动机持久而强有力，教材的编排体系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如好奇的内驱力、胜任的内驱力等。这就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为本，教材内容的呈现必须启发学生观察、发现、感悟，而不只是书本灌输、学生接受、强记。这就是为何当代英语教科书非常重视教学过程，通过听读前的准备活动引发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使其理解和吸收新的信息。然而，我们也不可否定传统的接受和记忆的学习，毕竟学习的内容大部分是间接经验，不可能也不必要全让学习者通过亲身发现去获取。
结构原则。强调要教给学生各门学科最基本和最佳的知识结构。任何教材结构的组织均需注意：呈现知识的形式要适应学生的认知基础；教材的组织要符合经济法则，应教给学生简明、扼要而又有利于进一步学习的教材。这一方面要求教材的内容少而精，而且安排要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要考虑学生随着身心发展认知能力在逐步发展，人的认识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种认识是循环反复的。以往教材安排语法教学仅采用直线式编排。现在，教材常采用循环式的编排，但并不否认直线式编排，而是主张与循环式结合使用。
程序原则。认为应考虑智力发展的程序，一般按动作、图像、符号（语言或象征）再现表象程序的特征，这是一个人发展中的编码系统，它很可能是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佳序列。对年龄较大的、基础较好的学生，可在象征式水平上开始学习新知识，但也需为之提供可依靠的基本形象。基于这个原则，小学英语教科书多采用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使用全身反应法，少用文字演绎归纳法；但是，中学课本中规则、定律则逐渐增多，这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抽象和形象教学、演绎和归纳都必要，但要注意对谁用、何时用。
反馈原则。应选择适当时机使学生获得反馈，知道学习效果如何。合理发挥“强化”的作用，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自力更生。应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逐渐具备独立思考、探究发现和自我矫正的能力。教科书对巩固和强化知识一向是重视的，但是对于如何启发学生自我评价，反思和自我矫正虽然已有所安排，但还需要加强研究。
（二）教学法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教材所使用的教学法，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90年运用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方法；1991-2000年运用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方法；21世纪以来接受建构主义影响，将功能、结构、话题、任务型活动相结合，采用综合的方法。其中第二阶段可以看作过渡阶段，现试用以下表格简略展示英语教材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的变化。
上表揭示了近一个世纪英语教材的教学方法变化，看上去似乎是剧烈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里因受篇幅的限制，无法细述，结果好像左栏与右栏相差十万八千里，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传统教材也讲究循环反复，特别注意词汇的复现，并非全用直线式编排。新教材采用“发现式”，强调直接体验，但不否定“接受”间接经验，模仿、记忆、复述仍应保留。从传统到现代历经近百年，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每一次变革都向前迈进了一步，其量变的结果是人们今天看到的质变。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如果不承认这个规律，我们就容易走极端，就会出现历史上常见的“钟摆现象”，忽左忽右。
（三）教法与教材的互动关系
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课程、教材的变化发展推动着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进又为课程和教材的改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这一过程之中，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都得到了发展。课程提倡的教学途径对教材的编制起着指导的作用，但教材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也能推动课程和教法的改革，历史长河中的例子很多。例如，20世纪30年代，我国以张士一等为首的英语专家创用直接法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虽然社会舆论对直接法褒贬不一，但此法对语法翻译法产生很强的冲击力，使老师们在课堂上不再仅用母语授课了。而且，教材中除起始部分有少量中英文对照的练习标题，其他部分全部用英语。后来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尽量使用英语，必要时用母语”授课的原则。再如，中英合编的教科书强调语言交际功能，特别加强了听说训练和语言的运用，并在测试和评估中增加听力和口语测试比重，自下而上促进了国家考试中心加紧改革步骤，最后在全国高考中增加了听力测试。同时促使教学大纲增加了测试和考察的部分，这为21世纪完善外语课程评价体系打下了基础。
六、外语教学评价
课程和教材建设与教学评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也有矛盾。
（一）教学评价对课程教材的促进作用
布鲁纳认为，最好把评价看作指导课程建设的一种教育智慧。用通俗的话说，课程教材建设必须有教学评价作为基础。1985年，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15个省市中学英语教学调查研究，通过测试、访谈对当时的英语教学和教材做了评价。实际上，每一轮教材的编制与修订也都做类似的调研。这种调研和评价，用布鲁纳的话叫“侦察”，发现和提出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可以推动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评价还可用以检测课程教材教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还强调要对教学的具体过程的反应进行评定，要评价学生如何从教材中获取自己所探求的知识，以及如何把这些知识用于他们的思考和实践之中。这正是当前我们提倡的过程性或行为性评价的作用。
（二）教学评价与课程教材之间的矛盾关系
教学评价有过程性/行为性评价或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之分，前者主要指在教学过程中的反馈，后者主要指阶段性的具有甄别性高风险的考试。前者重在评估学生的学业质量和进步，后者是为了区分水平和分级的测试，我国主要有中考和高考等。
理论上讲，课程标准既指导教材编制，也指导教学评价；然而实践中，常常是考试主宰着实际的教学与教材的使用。“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就不教”。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课程教材促成了听力测试，但部分地区不考听说，那些地区学校就把教材中的口语搁置一边；高考不涉及选修教材内容，即使学有余力的学生也不让选修。只要是考试的重点，如1983年高考有语音和拼法，以及语法，学生就用大量时间记单词的读音和拼法，做语法练习。自从有了听力测试，后又加了书面表达，才提升了对听说和写的重视度。高考指挥棒不仅指挥教学，也催生了大量配合考试的习题集、练习册，充斥了几乎所有的新华书店。这种状况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学得苦，负担重，而学的是死的、碎的知识，不能活用。
为了改变考试对课程教材的负面反拨作用，国家考试中心一直努力改革考试方法和考试题型，现在有笔试也有听力测试和口试；不只有客观试题，也增加了主观试题；题型由知识型转向能力型，试题强调语篇化、真实性和交际性。最重要的是力求加强对考生的综合素质的考查，与课程教材的教育目标一致。教材也设计了教学评价板块，除了提供语境检测语言知识的运用和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反思，也力图通过完成项目（project），使学生能结合真实的生活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这样才能锻炼实践和创新的能力。然而，由于高考不涉及这种项目，在日常教学中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课程要真正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评价需要继续改革，以便与教学改革同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教材建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教材建设本身就是研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教材编者不能只是编书匠，而也应是研究者。
注：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0年第2期64—71。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